发表时间：2017-08-04    来源：党建网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

　　了解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要从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谈起。

　　朱、毛红军1928年4月会师。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朱、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样一个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得到空前提升。

　　红四军的组成：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29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井冈山原来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第30团、第33团，也是湘南的农军。其中主要的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8月失败以后溃散了；第32团在井冈山根据地丢失的时候也基本上损失了。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

　　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这一点儿力量，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红军两支最重要的脉络之一的第28团南昌起义部队所起的作用，它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后来很多人评论朱、毛之争，说朱德跟毛泽东有什么可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不知道朱德的历史地位。当时不叫“毛、朱红军”，而叫“朱、毛红军”，朱排在前，毛排在后，因为朱掌握着红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第28团，这支部队毛泽东当时难以涉足。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的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前委、军委之争就此开始。

　　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秋收起义的第31团有何不同？

　　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曾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所谓的叶挺部就是南昌起义部队，每个团一个支部。毛泽东讲经得住或经不住考验，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的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强于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又参加了湘南起义，由湘南的红军进一步加入，第29团就是湘南的农军。所以后来呈现这样一种状况：第29团的官兵打散了，回家的时候枪杆子上、腰窝里夹着许多带给老婆和娃娃的物件；第28团一些铁军老兵打仗不错，但是长久地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对“共产”的误解，把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了耳边风。

　　这样两支部队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矛盾也由此而起。

　　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等等。南昌起义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占据乡村，收入多，财政状况比较好，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这是两支基本力量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同志曾回忆说：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看到井冈山朱、毛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是古田会议之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的状况是两支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差别巨大，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之前的争论斗争也是难以避免的。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

　　斗争最初由柏露会议开始。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南之争。在柏露会议上，朱、毛争执不下。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开始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3万多兵力，井冈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要坚守井冈山，因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要外线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讲，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去远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之后，井冈山一时兵力大增，而当地的住户农家并不多，养活这么多红军部队在经济上很困难。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下去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则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我们今天看这个争论，毛泽东也并非都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被迫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出击赣南。这之后他才发现，赣南、闽西空间很大，而井冈山的地域较小，其发展空间确实有限。最后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就定在了赣南、闽西。

　　粟裕当时是红军中的一名基层干部，时任第28团连长。粟裕曾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所以，最初的出击赣南之争，朱德的意见相对比较合理。

　　朱、毛两人的争论，意见不一，观点相持不下。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离游击，很难破敌第三次“围剿”，到时红军就会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最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返，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回去。就是这次出击，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证明朱德指的游击方向是对的。毛泽东发现了这点，最后着力开发赣南和闽西，古田就在这个区域以内。

　　当时红军刚刚下山，连续打败仗，被敌人追击。而所谓的“敌人”就是民团，非正规部队。加上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随其后，红军非常被动。那段时间的困境导致了后来的争论。

　　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觉得两支部队不能在一起，第28团、第31团应该各干各的。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分兵作战。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面临很多困难，后来的罗福嶂会议商讨的重点就是分兵问题。罗福嶂会议前，部队做的改编就是为朱、毛分兵行动做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应该集中力量一起行动，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第28团大多数人主张分兵，所以毛泽东坚决压下了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朱德的决策权力就没有了。

　　取消军委之后，毛泽东一度很顺利，大多战斗指挥得心应手，相当于集指挥权于一身，很快歼灭了敌人两个团，取得了红军下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胜利。

　　这边仗打胜了，那边中央的“二月来信”也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针对的是已经滞后的情况。因为此前毛泽东、朱德都反映，脱离井冈山之后红军非常困难。根据这个情况，结合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朱、毛脱离部队，分散游击，在一起目标太大。

　　“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经是1929年4月，当时形势已经缓过来了，不再被动。所以朱、毛共同反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朱德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批评中央。

　　今天看来，大家可能会认为毛泽东当时批评“二月来信”、批评中央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后来红四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无须合在一起。

　　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正当此时，来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刘安恭。

　　刘安恭的到来直接使朱、毛斗争白热化。他没来以前，毛泽东和朱德之间还是语言上的过往，当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的时候，朱德没有任何意见。

　　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端。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的身份很特别，早年留学德国，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背景有些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而被苏方遣回，上海的中央也因为他是“托派”嫌疑而把他放到苏区去了。消息闭塞的苏区同志并不知道这一背景，因为他是从革命圣地苏联回来的，还认为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朱德都如此。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为刘安恭设一个位置。军委是毛泽东提议撤销的，现在又提议要恢复。刘安恭被任命为军委临时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当时军队政治部权力很大，政治部管财务，因为打土豪分田地或筹款的钱由政治部分配，这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毛泽东把这个权力让给了刘安恭，希望在这个斗争中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也不仅因为他与朱德曾同时留学德国，而是因为刘安恭看不惯毛泽东那一套做法。

　　在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刘安恭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

　　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观点刘安恭听了不高兴，于是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本来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不是很高，毛泽东主导，朱德虽然内心不服，但是没有激烈动作。但刘安恭这么一挑，朱、毛之间的斗争被激化了。

　　陈毅和林彪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之偏见，群众对他还有相当信仰，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关系，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还讲，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去的人，至少他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亘于胸，工作就容易了。刘安恭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权力？陈毅只想让刘安恭当副营长，最后却让他当了纵队司令。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

　　刚开始毛泽东赋予刘安恭权力，是想把他拉过来。后来朱德赋予刘安恭权力，是认为刘安恭和自己观点一样。所以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加剧了党内斗争。

　　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两人签了就送过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一并发送。刘安恭来了，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职务，这是毛泽东让给他的。

　　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署名都是“前委”，朱、毛都包括在内。现在朱和刘单独报告了，毛泽东不得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了“前委书记毛泽东”。他说党内现在发生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不像毛泽东想的那么乐观，已经出现失控态势。

　　6月18日，红四军小池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谭震林向毛泽东传达，劝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只好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文件不让联署了，开会不让参加了。刘安恭来了以后，斗争升温了。无法与会的毛泽东必然会产生“枪要指挥党”这样的危机感。

　　矛盾激化后，召开了湖雷会议。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过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的矛盾爆发点。

　　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都是毛泽东让给他当的，现在他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还做出决定：规定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不管地方工作，只讨论行动问题，其他的决策毛泽东不要管。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毛泽东只获得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都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带的第31团的很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权力太大，太过专权。毛泽东当时的处境空前困难和孤立。

　　湖雷会议的结果，或者说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规定毛泽东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白砂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要保留。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去。但取消临时军委以后，刘安恭还在各处活动，坚持取消临时军委后前委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毛泽东后来感到问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继续扩大。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干脆提出辞职，请求让他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当时因为毛泽东辞职，陈毅被推选出来，代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林彪此时给毛泽东写了信，观点鲜明，但措辞激烈。

　　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信中还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在信的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内有错误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来信非常兴奋，并给林彪回了6700多字的信。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做斗争。”林彪的支持给毛泽东很大的鼓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关键的力量。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有些很过分的言辞。一方面因为朱德很宽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党内很民主。朱德不反对林彪的批评，但朱德反对林彪的悲观。党内的争论是正常的，我们要争出正确的意见、正确的道路来，而不是你要弄掉我、我要弄掉你。朱德认为林彪的理解偏颇了。两封信都刊登在红军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官兵都能读到。

　　朱、毛矛盾公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解决矛盾，陈毅主持了红四军“七大”。

　　陈毅后来回忆，他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争论的全批。当然他的全批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等等。陈毅批朱德两条，比较缓和。

　　会议最后的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毛、朱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选举中，毛泽东、朱德双双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陈毅不想当书记，想找别人来当，但“七大”选了他，他只好当了。

　　对于这次选举，毛泽东终生不忘。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

　　毛泽东一生好几次被罢免，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总政委。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这次是自下而上被颠覆的。毛泽东历来认为自己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来源于群众，来源于士兵，结果这次被基层和士兵颠覆了。

　　“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各纵队的发展方向、各纵队的利益争来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热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朱德忠厚，没有私心，在觉得搞不下去时，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承认用词过分，但一定要辩出个道理是非。毛泽东没有回来，他坚持要打倒陈毅主义。

　　陈毅这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上海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专门讨论研究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问题和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

　　就在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七大”之后，周恩来进入到其中。周恩来的加入，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部队抓枪杆子的；周恩来又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基础的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不要误以为周恩来是地方过来的，其实周恩来与军队渊源深厚。周恩来在认识军事问题、观察军事问题时，眼光为什么这么独到，这么老辣，这么超越个人利害？这与他本身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周恩来与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俩是老熟人，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后来任党代表，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分配的。

　　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矛盾的时候，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军长无人替代。毛走可以，减少矛盾。

　　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坚决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要求朱、毛脱离红军的中央“二月来信”。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深度地接触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今天的领导，会怎么处理？你信任的，你熟悉的，跟那个你不信任、不熟悉的人发生矛盾，而那个不信任、不熟悉的人还反对了你，怎么处理？

　　此时的周恩来要用“非凡”来评价。对朱、毛的争论，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改组，不是更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前委领导，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

　　凭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将来就是共和国的领袖吗？不知道。他知道革命能胜利吗？不知道。周恩来当时处理此事，没有一点从个人关系或个人好恶出发，全是凭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周恩来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朱德、陈毅）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群众自由讨论有关。”周恩来指出29团在湘南溃散，就是分权和极端民主化的结果，所以实践证明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军队只能集权，才能夺取胜利。

　　周恩来的地位，周恩来的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人感情、个人恩怨、个人利益上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在关于红四军的争论中，最后形成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的结果，他通过做陈毅的工作，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最后陈毅按照周恩来的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让陈毅回去后坚决请回毛泽东。他特别肯定毛泽东的大权集中要在前委，前委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以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周恩来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比较了朱德、陈毅、毛泽东，强调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专门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泽东复职。当时周恩来就是中央，是中央主要领导者，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陈毅返回后，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请毛泽东回来。在古田会议之前两个月，陈毅带着信，10月离开上海，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

　　这时，作为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已经壮烈牺牲了，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刘安恭有错误、有缺点，在红四军党内斗争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他也是个实心实意投身革命的忠诚的共产党人。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

　　“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回来了，回到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害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共产党的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不是妥协。现在来看，没有朱、毛的斗争，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他们为什么斗？他们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

　　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谈起这段历史，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当时的陈毅。他说：“‘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候就那个气氛，已经形成了那种形势，有关这事后来都释怀了。”

　　毛泽东被请回来以后给中共中央写信，就是给周恩来、李立三写信。信中写道：

　　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江，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对周恩来的处置，毛泽东表示心悦诚服。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这就是红四军“九大”。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为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他们刚刚相处了一年半多一点，即一年零七八个月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正是通过斗争和争论，他们才相互发现对方的不可替代。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

　　古田会议的成果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口号，更关键的是领导人的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班子成熟了，这是古田会议非常大的成果。

　　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九条，核心的第一条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这一条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就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支队伍要寻找胜利途径，必须这么做。

　　从走过来的道路看到，没有朱、毛的分歧，没有朱、毛的斗争，可能就不会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同志讲：红四军的“七大”，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现在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有些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朱德毕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而朱、毛接触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需要这样一个磨合期。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成了非常耀眼的特点。

　　为红四军“七大”、“九大”做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是朱德，还包括争论一方的陈毅。陈毅一会儿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一会儿不同意朱德的想法，在中间调和，被毛泽东说了个“陈毅主义”。

　　陈毅当时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他是偏向朱德多一些的。陈毅后来也讲了感受：“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陈毅讲，长期在红四军战斗生活，总觉得内部的毛病不少、纠纷很多。到了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从大城市、从全国斗争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陈毅是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陈毅当时大吃一惊。

　　陈毅后来讲，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从对立，从争吵，从斗争中，最后真正地看出伟大来。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下级直接批判你，首先不怕被伤面子，而是看你对不对—你对，则我改。

　　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一个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周恩来与陈毅多次交谈，后来形成了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崭露头角，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与周恩来的坚定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人，那时候如果对其打压，我们很难设想毛泽东将来的发展，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我们看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都有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

　　整个红四军的争论过程，红四军“九大”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把局面搅乱的刘安恭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

　　今天看，他们都是领袖，地位崇高。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时的他们都是一伙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

　　在这一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绝不仅是一个人正确，其他人都错误，大家在相互促进。在此过程中，尽管代价巨大，他们最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成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

　　这是古田会议重大的意义。

　　古田会议绝不仅仅是制定一条正确路线，所有成就最终体现在人身上。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锻炼出来了，最后使胜利成为必然。

　　我认为，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完成了对一个传统的农民军队的改造，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所有农民起义的失败，包括陈胜、吴广，进了城夺了权，最后都垮掉了。共产党没有走入农民起义的另一次困境，这种斗争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时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统计，南昌起义部队，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大部分成了干部，占全军20%；湖南农民约占40%；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20%；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20%。农民成了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完全相悖的，所以不得不带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根据创建初期，存在于农村中的浓厚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以农民为主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

　　改造一支军队非常难，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曾姓农民怀恨朱姓农民，借着打土豪之机就在宗族之间干开了，模糊了阶级意识。

　　比如仇视城市的观念。中央的报告描述：“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便要杀尽城里人，倾向于大烧、大杀、大抢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革命武装攻入城市时，一般商人都拿出枪来向我们扫射。”

　　比如严重的地方观念。第28团想去赣南，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老乡想回家；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

　　比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中央报告说，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都成问题，有的来了，有的又走了。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这些都能看出红四军这支部队，不管是28团还是31团，是一支农民的队伍。它本身具有的痼疾都和农民的小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后来中央在报告中分析讲，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见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城池得而复失。这是非常典型的农民队伍，该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

　　中央的报告分析说，“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当人上人。以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不是地主了，我就是；他不当豪绅了，我来当。这与革命的观念相去甚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现象。

　　在这样一支队伍之中，农民成为革命主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可能导致中共丧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出现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尾巴主义的危险。这都是当时中央所提出的警告。

　　当时，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富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周恩来的概括同样是很尖锐的。

　　后来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事：毛泽东打他弟弟毛泽覃，毛泽覃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毛泽覃打土豪，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把他的猪全没收，因为好多红军战士想吃猪肉。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很大的火，还想打毛泽覃，被周围人劝住了，没有打成。毛泽覃也急了，说你凭什么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间的分歧斗争中，很多人举这个例子，拿这个反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专断、专权。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非常着急，眼看这支队伍要滑向一边去了。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苦。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慢慢地让大家觉悟，少数人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要整个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古田会议绝不单单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者权力之争、个人意气之争，它是什么？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如果你到底还是一支农民起义军，潮水一样地进来了，潮水一样地退出了，行不行？在当时不能幻想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情，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身上。

　　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这支新型军队能不能锻造出来？毛泽东在争什么？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就是要争，要大权独揽，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改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在今天看，非常了不得。

　　古田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

　　古田会议要求，树立“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目标，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基础。

　　古田会议通过坚决斗争以消除影响，也通过正确教育和引导做到有魄力。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方法。

　　古田会议提出，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

　　古田会议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武装，尤其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获得的权利和实惠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加以保卫。一切只顾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小农意识都成为不现实的妄想，残酷的斗争现实，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导，开始重新塑造这支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农民。

　　特别是认识到只有革命不断发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时候，“广大农民如铁屑之追随磁石，凝聚在了苏维埃旗帜之下”。抛弃旧观念，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这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效应，它完成了对整支军队的改造。

　　大革命失败了，让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枪杆子打出了政权，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包括牺牲了的刘安恭、后来坠机的林彪，他们都做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其中，毛泽东的眼光最为远大，因而贡献也最大。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枪杆子要为民众打江山，枪杆子要捍卫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权。这就是古田会议的辉煌成果—人民军队的军魂在这里锻造。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影响重大。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哪里还有宗族观念、地域观念、非组织观念？可以说完全转变了。

　　毛泽东讲过：“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做到了这一点，一扫旧军队的残余，一扫农民起义队伍的特点，锻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

　　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成为这支队伍坚定信念的时候，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其获得的巨大力量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古田会议由政治建军的起点，最终成为革命胜利的起点。